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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认识中国

透视中国系列 (三)

王则柯  07-07-04

深入文化层面,展现学者视角
— 读邹至庄教授的新著《认识中国》

年前在上海与邹至庄教授夫妇相聚,教授谈到,他的新著《认识中国》的中文版,将与英文版同时面世。原来,邹至庄教授在英文写作《认识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授权朋友翻译《认识中国》的中文版,在香港报纸上连载。教授高兴地说,中文版在一些地方写得比原文还好。

新年伊始,即收到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属下的八方文化企业公司寄赠廖美香女士翻译的《认识中国》。开宗明义,邹至庄教授就以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作为引子写道:"中国已被视为世界上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及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但是,外界对她普遍缺乏充分的认识"。"不少西方人士尤其美国人对中国人生活情况的认识,仍停留在文革时期"。邹教授写道,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期望填补这个空隙,让人们对中国有更多的认识,并澄清外界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种种误解"。

担负这样的角色,邹至庄教授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从学术的角度看,无论是早年应用方面关于美国汽车需求的预测和理论方面经济计量学邹检验法(Chow Test)的创造以及近年关于动态经济学的独到研究,还是长期出任美国经济学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的"公职",都已经奠定了邹教授作为一个学者在世界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从实务方面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邹教授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出谋献策,80年代以来更多地为大陆的改革开放提供意见,不仅多次会见我国领导人,而且组织国际资源在北京和上海系统地开设现代经济学的高级课程,行踪所及,对于省市的情况,都有相当深入的把握。这一切,都使邹教授处于帮助世界认识中国的非常有利的位置。

更加难得的是邹教授有这样一份热心。作为学者,他已经出版了11本书,都是学术著作。《认识中国》是他以大众为读者对象所写的第一本书。则柯有幸在1981年秋天就结识邹至庄教授,并且一直得到邹教授的帮助。则柯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邹教授总是替中国着想,帮中国说话。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还相当落后,邹教授就已经一再表达中国经济一定会起飞的信念。这些展望是学者的洞见,充满经济学的智慧。例如在劳动力刚刚开始流动的时候,"盲流"之说铺天盖地,"农民怎么能不种田"之类的指责几乎是主流话语。但是邹教授能够从市场的经济学原理出发,让我们从社会的躁动中看到良好的前景。后来国内通货膨胀、外围金融危机,最近人民币升值压力,每当重要时刻,我们都听到邹教授理性的声音。

阅读《认识中国》,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情。邹教授以学者的睿智,常常给我们提供与流行说法不同的视觉和出人意表的思维。邹教授说,由于许多中国人的烹调技能轻易达到美国厨师的水平,所以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要比国民收入显示的高。这一见解就出人意表,但是仔细想想,如果人们对于美国人的生活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会觉得邹教授的这一见解有相当的道理。邹教授还平淡地写道,"美国人总爱以一连串的指标来将城市排名"。"根据某个排名,匹兹堡被视为理想城市之冠"。对匹兹堡略有所知的读者读到这里,未免忍俊不禁。嘻笑之余,对于我们这里更加热衷的各种排名,会有新的认识。

我国人口众多,这一般被视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但是邹教授在若干论著中,都着力阐明人口众多的积极方面。经济史的研究表明,美国之所以雄踞世界一个多世纪,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她有一个整合和发育得比较好的容量比较大的国内市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不但能够一枝独秀,而且成为周边经济的稳定因素,这其中,我国人口众多这个因素已经表现出正面影响。当然,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富裕。

邹教授多次强调中国有比较优质的人力资本。在《认识中国》中,邹教授明确写道,中国人的高素质,指的是工人的技巧及工作勤劳,以及企业家的活力和才略。的确,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要有任何机会,中国人都比较善于把握,做出让世人惊叹的业绩。

邹教授认为儒家伦理对于中国的市场运作和社会运作影响很大。在邹教授看来,中国人对于非正式规则的经济关系的投资,可以解释"为何一群中国人出外吃饭,人人总是像打架一样争着付款"。邹教授写道:"亚洲经济拥有不完备及非西方式的经济体系,但是要改变他们为西方机制,可能也不是一个最佳的改善途径"。

一个时期以来,国外一些官员和学者对于中国政府官方统计的准确性表示怀疑。邹教授以经济学的道理,说明中国政府官方统计的基本准确性。大家知道,邹至庄教授是世界上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的先驱,世界上许多著名学府的经济专业、政治专业和国际关系等专业,都把邹至庄教授的《中国经济》、《理解中国经济》等书,作为有关课程的主要参考书。邹教授写道:"我所用的中国官方统计数字在整体看来是足够准确,可以说明我要表达的内容"。邹教授还具体地说,"我曾利用官方数据来处理很多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有些刊登于我在1985,1994,2002年撰写的书本内,我发现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所得出结果是合理的"。"数字的准确以及理论的解释力,两者是互相巩固的"。"我亦能发现数据非常诚实,能展示出不利于政府的情况"。作为例子,邹教授谈了他如何从中国官方发表的统计数据做出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口比正常时期总共"流失"两千七百万的估计。

关于中国基本经济形态的现状,邹教授认为:"当今的中国经济根本上是一个市场经济。在这活跃的经济背后,亦存在低效及贪污的问题,两者均与中国官僚体制有关。中国政府正式地称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描述得更贴切的说法是'具官僚色彩的市场经济'"。替中国着想,帮中国说话,并不等于一定要讲中国好话。上述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口损失的估计是一个例子,把当前的情况描述为"具官僚色彩的市场经济",是又一个例子。

《认识中国》之所以好读,还因为整个叙述深入到历史和文化的层次。则柯忝列邹教授的朋友多年,原来略知邹教授对于功夫和太极拳的体验,这次读《认识中国》,才知道教授对于古典和书画亦极有心得,实在为自己在另一个方面不识泰山而感觉惭愧。

一些中国学生利用本身并不热爱的学科的入学机会到美国留学,很快就跳往别的学科。邹教授对于这些中国学生把留学当作跳板的做法不以为然,告诫我们这种做法让原来喜欢中国学生的美国教授气馁。邹教授对于中国的民主和美国的自由的观察,对于香港人的概括,对于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即所谓ABC)的身分认同的描述,都细致入微。这本书一直写到杨利伟,恐怕也是吸引读者的一个因素。

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可谓重彩之笔。邹教授指出,"有些美国人的脑袋里仍然觉得有敌人要面对"。"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重要国家,她在全球其他地方亦扮演维持政治稳定的角色"。邹教授强调,"把中国视为战略性伙伴对于美国可能有的好处",因为"一个朋友较为乐意妥协"。"这是前总统克林顿的建议,现任总统布什已有所领悟"。情况的确是这样。"中国是否成为美国的伙伴,主要是取决于美国"。

目前的中文版《认识中国》,如前所述,内容十分精彩。翻译文字则可以改进。这部分因为一些句子主语谓语宾语状语定语的关系注意不够,部分则源于各地词语习惯的差异。例如第25页写"如果改革过于激进,则会面临其他党派的阻力",由于不恰当地翻译为"党派",使得译文的字面意思与中国的现实情况相去颇远。相信再版或者再印的中文版《认识中国》,会更臻完美。

《认识中国》是一本好书,深入文化层面,展现学者视角。

(邹至庄,《认识中国》,八方文化创作室,新加坡,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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