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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邓时代的改革模式

童燕齐

摘自 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

一九九九年八月号 第五十四期

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自古以来的评论家们莫衷一是。而每当历史上出现一位杰出人物的时候,这种慨叹就又应运而生。我读完郑永年的《朱(金容)基新政:中国改革的新模式》的时候,心中就是这样慨叹著。

正如作者在书的前言中所讲,他试图用朱(金容)基来探讨一个时代,同时用时代来探讨朱(金容)基。说到底,朱(金容)基与这个时代相辅相成。这个时代就是後邓小平改革的时代,而朱(金容)基则是适应这个时代对於制度创新的需求而出现的代表人物,同时他又给後邓小平时代的制度创新打上了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印记。

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从朱(金容)基的仕途生涯,到邓小平的分权式的改革模式,到朱(金容)基的集权式的新模式及其各项具体政策措施,再到朱(金容)基内阁人员的组成,作者都进行了系统而又全面的分析和评论。对於任何有兴趣於这些问题的学者来说,这本书都提供了很翔实的资料。

然而,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在於提供了一条思路,一条如何把握中国在过去二十年改革的走向以及未来发展的思路。作者将邓小平的改革模式概括为分权改革,虽然有一点简单化的嫌疑,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在经过了毛泽东时代的基层群众动员和中央集权相结合的统治模式之後,邓小平的分权改革给地方政府和社会更大的自主权力,这是中国走向市场机制的损耗相对较小的道路。邓小平的改革模式是时代使然。他的改革使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上了轨道,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

邓小平的分权改革激发了中国地方和社会的经济能量,也同样带来了失序的危机。在经济繁荣的背後,我们看到了中央财政能力的衰退,经济地方主义的形成,种族分离主义的兴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在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制度虚无化所带来的危机之後,迫切需要一种集权式的改变。於是朱(金容)基便应运而起。这同样是时代使然。

作者强调指出朱(金容)基的集权改革模式并非对过去计划经济模式的简单回归。这是一个在邓小平分权改革的基础上使之理性化的努力,是新制度的建立,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升华。朱(金容)基的集权改革包括了税制的改制──建立了分税制,作者称之为税收联邦主义;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进行制度创新,以及使用行政手段严格抑制通货膨胀。朱(金容)基还大刀阔斧地精简国务院的机构,同时承诺对国营企业进行有效的改革。

朱(金容)基的集权式改革是卓有成效的,中央财政增加了,金融秩序稳定了,一度高企不下的通货膨胀回落了。朱同时以他个人的魅力──机智的反应,幽默的谈吐,果断的作风,廉洁的形象──赢得国内外的赞誉。作者借用美国总统罗斯福在30年代所推行的新政来描绘朱(金容)基改革的重要意义,指明朱的新政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政治格局和发展势头。在朱(金容)基的新政下,中国的改革走出了邓小平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本书的最大特色就是作者在提供把握中国改革思路的同时,还紧紧地扣著制度化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作者把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的成就和失败提高到制度化的理论高度来认识,从而使我们对中国改革的理解不再停留在种种事件的表象上。制度化的理论框架如同一把犀利的解剖刀,为我们揭示了纷纷攘攘现象的实质,看清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和走向。於是,各种事情之间便有了理性的关联。

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在毛泽东的时代,国家政权深入到了社会的基层。这种专制性的制度尽管受到很多人为因素的制约,却十分有效地扼杀了地方和社会的自主性动力。到了邓小平时代,为了给予地方和社会更多的经济活力,邓小平采取了制度性回撤的方式。制度性回撤并没有对中央和地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行理性的建设,而仅仅是放弃了原来属於中央和国家的一些权力。制度性回撤给中央和地方以及国家和社会留下了空间,从而激发了空前的经济能量,也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然而,正因为没有建造起新的制度架构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理性化,中国遇到了一系列因为关系失序所造成的危机。

朱(金容)基的新政,就是要在邓小平的制度回撤所造成的失序空间里重建制度,或曰制度创新。所谓税收联邦主义和金融联邦主义,就是要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制度化的方法规范起来。而在制度上的创新,没有中央的集权是不可能做到的。於是就有了90年代朱(金容)基的集权改革模式。

改革的模式反映在制度的变迁上,制度的变迁引发出制度创新的要求,制度创新的要求又需要新的改革模式。也唯有确立理性的制度化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才能够完成,经济才能够持续发展下去。邓小平和朱(金容)基都是顺应不同时代要求而出现的领袖人物。这就是一条以制度化为理论框架来思考中国改革的过去和未来的思路。

朱(金容)基的新政既是对邓小平分权改革模式的反动,也是它在更深层面上的延续。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到90年代需要对混乱的经济秩序进行整理,否则就无法再向前行。只有朱(金容)基的集权式的制度创新,才能够继续推动邓小平所启动的经济改革。从这种意义上说,朱(金容)基的新政是承前启後的,是中国改革之路的关键环节。

在书的最後一章,作者试图分析朱(金容)基的新政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的影响。作者指出,朱(金容)基在制度化方面的创新,在精简政府机构方面所做的努力,必将为民族国家奠定一个制度化的基础,从而给进一步的政治改革打下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心理基础。

作为中国改革道路上承前启後的朱(金容)基新政,我们所更为重视的是它启後的功能。朱(金容)基所进行的经济制度上的创新是否能真正为制度化所筑固下来,而不至於因为日後的人事变迁而消逝?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政治改革的契机,而不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呢?

现在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潮流。朱的新政,尽管采取了相反的模式,仍然是邓改革的继续。然而,朱(金容)基的制度创新却还远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朱(金容)基所面临的挑战是要如何把他的改革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

朱(金容)基的改革模式与邓小平的改革模式的最大区别不是分权和集权的取向,而是邓的分权改革是经济和政治并进的制度性回撤,因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变迁。而朱的集权改革只是经济上的制度建设,并没有伴随著政治上相应的制度创新,有著相当大的脆弱性。这是与朱(金容)基狭窄的权力基础相联系的。这种单方面的制度创新能在多大程度上站稳脚跟并促进政治方面的相应变化,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从乐观的角度来讲,如果朱(金容)基新政所开启的制度创新能够以制度的形式植根下来,这对於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无疑会有重大的贡献,而其对於中国的政治改革也会产生良性的互动。从悲观的角度来讲,如果制度创新并没有能够制度化而被一风吹掉,朱(金容)基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悲剧英雄,而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则会放缓。我们不知道下一个朱(金容)基将会在甚麽时候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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